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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年会】| 新规则下的社会资本如何更好地互相合作

发布日期 2017-09-28 17:05:47浏览次数:0
2017年9月16日,中国投资协会2017年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年会在京召开。会议由中国投资协会主办,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中国PPP服务平台全程进行报道。以下为各位专家在下午“新规则下的社会资本如何更好地互相合作”的发言(上)。本文未经发言人审核。

下午论坛二为“新规则下的社会资本如何更好地互相合作”,主持人为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彭松先生。

主持人:我是北京荣邦瑞明的彭松,此次论坛邀请的嘉宾分别是: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投资部总经理刘志刚;国际项目融资协会亚洲区理事肖光睿;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春华;中信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骆俊;东旭集团总裁助理、城镇化本部副本部长黄俊锋。

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彭松

我们这部分讨论的主题是新规则下的社会资本如何更好地互助合作。只有把社会资本引入公共服务领域,PPP才真正能够落地,否则只能是在天上飘。基于这个话题,我希望从两个层面开展对话:首先,我们从社会资本方的角度,就如何更好地参与PPP或者在参与PPP中有什么样的问题,请各位发表一下感言。其次,我们社会资本方之间如何更好地合作。

刚才王教授提到说央企是不担心政府违约的,我想首先请刘总对王教授这个观点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另外,您觉得央企在参与PPP过程中是不是就没有风险?有风险的话体现在什么地方?

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投资部总经理 刘志刚

刘志刚:我是中国铁建投资集团的,处在PPP的最前沿,但是我以前是一个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民营企业的成长值得我们全社会包括央企去尊重。在我们的眼里,民营企业是值得尊重的,这是第一。

第二,央企面临的风险更大。为什么?央企要讲政治,同时央企也是企业。央企要讲政治,不得不去参与国家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央企是企业,它有考核,如果业绩支撑不下去,一样会被摘乌纱帽,员工一样会跳槽。当年我们参与的一个地铁项目,投资有530亿,当时有四家央企参与报名,最后有两家差点废了,因为咨询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做错了,一张现金流量表就能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防范风险是企业天然的本性。今年再谈风险的时候,我们现在研究特色小镇,研究了一年半才建议说可以出手了,因为我们搞明白了特色小镇背后的逻辑是新旧动能转换。如果是房地产,我们做不了。如果是简简单单的基础设施,虽是我们的本行,但不是我们调结构转型的方向。

最后一点,做PPP主要风险在于如何去承担这个风险,需要动很多脑筋。我赞同教授“一带一路”风险的化解办法。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大的风险就怕政府违约。

主持人:接下来想问一下顾总,咱们是比较早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现在在PPP市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传统模式下做投资的企业有往PPP模式转型的想法。您站在企业的角度,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从原来的传统模式转移到PPP模式,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创新?

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春华

顾春华:刚才刘总代表的是央企的社会资本,我代表地方国资的社会资本。我们做得比较早,1998年就开始做BOT项目,是国内最早的之一。早有早的经验,但是也有许多的教训。我们手里的项目有的运营结束已经都还给政府了,有的已经在运营,现在更多的是在建设。到现在累积做了1千多亿。总体感觉我们还是稳健型的公司。

有没有担心地方政府违约的问题,我感觉央企还是不担心政府违约。我肯定不担心上海政府违约,只可惜上海很少有PPP,所以我们只能去各地做,我们比较担心,有的运营得很好,但是地方政府强行收回去了;有的地方政府前期许多承诺的东西没有满足我们,比如高速公路流量不足,每年亏损很大,但这个时候他跟你讲你是国资企业,你要承担社会责任;有的到了回购期,地方政府跟你打招呼说没钱了。当然原来项目的规范性不够。近三年PPP更规范了,但还是会碰到许多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一哄而上,一两年时间就把自己的财政全部用完了,以后PPP的持续性怎么办?有许多地方政府根本不足以支撑现在要推广的PPP的规模,有的本来没有这个念想,但是PPP一来,他就连哄带骗,最好能骗到一个。有的对市场调研不够,条件也不足,甚至有的建设期到了尾声了,他的土地证还拿不出来。项目结束了,融资解决不了,我总不能自己扛十几年吧。当然还有许多地方政府许多的招标办法引导超低价中标,但是有很多社会资本也会去响应,我看今后的建设期肯定会碰到问题。我感觉地方政府是PPP规范性运作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层面。

从企业角度来说,现在PPP推行了以后,许多企业像我们一样,是从原来的传统模式转过来的,还停留在为了拿施工项目而去抢PPP项目,没有从自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去考虑。也有许多超低价的应标,没有考虑后面的长期风险。

从我们的角度,因为做了20年PPP项目,不拿一两个、少拿一两个PPP项目,可能就是企业发展会放缓,但是拿错一两个项目,对很多企业可能就是生存的问题。所以该谨慎的还是要谨慎。

主持人: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骆总,康恒环境属于中信基金旗下的一家环保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属于央企和民企合作混改的股份制公司。您这个身份比较特殊,但是您又代表了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您站在当年为什么希望引入中信基金这样的背景,包括跟中信基金这样的央企合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信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骆俊

骆俊:这个话题问得还是比较有挑战性,前两位嘉宾一个是央企的,一个是地方国企的,我们是央企控股,实际运营核心是民企,是被央企收购的,是央企的“壳”或者股权、规则,民企运营的方式和要求。

为什么中信基金和我们混改,应该是符合我们国家大政方针的。央企收购完了以后董事长没有变,股权是央企的,所以要按照央企的规则要求,但是我们灵活度很高。我们是环保固废治理的,从技术和设备起家,装备和技术占到40%。康恒公司原来是做轻资产投资,向重资产投资和PPP方向转型,就发现了我们的不足。中信原来以金融+实业为主,现在想进入这个行业,但是缺乏相关的技术和人才,他有资本,有很强的势能。两方的优势一拍即合,康恒公司就技术坚持原来的装备,更多的业务转向重资产和PPP投资。到目前为止,这个优势体现的比较明显,康恒公司从2014年下半年被收购以后,发展速度在行业内是第一的,发展的体量让业内原来的老大胆战心惊,拿项目的质量也让同行感觉到危机很大。我们当然会有很好的合作精神,和兄弟们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好这个行业。

我补充一点想法,我们干的是环保行业的PPP,资本市场十分看重我们公司,否则不会中信来收购。但是环保行业要做好,除了我们公司自己的技术实力外,政府也需要做好以下三点,才能成功的推行项目:

第一不能是甩包袱形式的。政府要想把这个项目做好,央企当然也担心,政府没有很好的心态谋划好,这个项目最终受伤的一定是双方。

第二,发包方要有很好地选择资本方的机制和方法。环保行业,北上广深基本上是自己的业务给自己的孩子去做。条件不太好的地方是完全放开,欢迎大家来。还有很多政府想我通过这个来招商引资,大家都来抢,觉得还可以。我打包好多其他东西让你负担过去。

第三,政府在参与中,政府内部的协调机制要搞好,否则会出现很多法律纠纷或者遗留的问题。

作为我们资本方,企业要发展,虽然着急,但是仍要客观地、认真对待不同的项目,我们应该有行业自律,对每个项目都360度的来看,对项目信息进行预审立项,基本条件出来以后我们进行投决会的预审,最后才投标。即使中标,我们还要看看条件有没有变化,还是老老实实做项目。

主持人:骆总给我们开创了新模式,也把企业怎么样做点透了。接下来请问一下黄总,东旭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也是PPP领域的新兵。以前东旭是做实业起家的。现在也由实业深入到产融结合、产城结合领域。我想请黄总给我们分享一下,之前各位专家和政府层面都提了现在国家层面上大力鼓励民营资本介入到PPP领域,但是也听提到了有一些阻碍。所以我希望黄总分享一下您在这个过程中遇到这些阻碍了吗?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东旭集团总裁助理、城镇化本部副本部长 黄俊锋

黄俊锋:民营企业在PPP项目中所遇到的困难远远大于央企、地方国企。这个也可以理解,从地方政府来讲,他也要考虑他的政务风险,选择央企公认风险相对小一点。所以民营企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

在融资方面我们遇到的困难也是远远大于央企、地方国企。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同样,金融机构也有他的风控体系和考核体系,央企一般来说是不会倒闭的,除非特例。但是民营企业的生存周期还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国家还是需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的建设。民营企业撑起了国家绝大部分的就业,而且国家也希望有这样一种新生力量参与市场的竞争,提高市场效率,国家对此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刚才第一个论坛讨论国务院即将颁布的PPP条例,也对民营企业参与PPP做了一些安排,就是不得排斥非公有制的社会资本方参与PPP的建设。刚刚国办发的79号文也说到在融资当中不能区别对待民营资本的投资。但是我感觉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在实际操作当中如果没有配套措施的出台和保障,我认为还是和以往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原因我刚才也讲了,各自都会考虑各自的利益和规避自己的风险。我还是非常盼望具体的配套措施扶持民营企业,在相对对我们不太公平的环境中能够略微有所改善。

主持人:东旭集团现在资产上千亿了,大于地方的国企甚至央企了,也遇到现在的问题,所以民营的困境可见一斑。所以希望有真正可行的手段真正引入民营的资本。

为什么把肖总放到最后呢?因为您是属于行业协会,您是国际项目融资协会的理事,您另外一个身份是明树数据的CEO。我想让您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观点。

国际项目融资协会亚洲区理事 肖光睿

肖光睿:刚才听了前面几位嘉宾地发言,有国企的、民企的,混合所有制的,我之前在亚洲开发银行负责PPP的工作的时候,跟我的外国同事讨论的更多的是关于国企和民企的参与。世界银行有一个全球PPP的项目库,国有资本成分超过25%的都不算PPP,唯独中国很特别。如果这样计算的话,中国的数据将大大减少。但是这个一方面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从市场上来讲,PPP项目选择什么样的社会资本,同样也需要物有所值。所以一刀切在我们现行体制下不合理也不现实。因为市政工程很多行业里,确实国企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但是看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说相对轻资本重运营的行业,比如说医疗、养老、旅游,民企在这方面有相对的优势。

我从亚行离开以后一直在关注这个方面的数据问题,总体看民企参与的项目个数和国企差不多是1:1,但是从金额上看是1:3,也就是绝大部分是国企来投资。如果看细分行业,其实抛开体量最大的市政工程和交通,比如说养老行业,民企金额上超过了80%,包括文化、旅游、体育、农业,其实民企的占比也都超过50%。我们一直反对一刀切去看这个问题,行业差异还是比较大。

我们之前认为民企面临的问题多,从社会资本角度,一谈到政府都有一把辛酸泪,很多问题都在政府这一端,不同性质的企业担心的可能不一样。本周一我们发布了63页的报告,专门针对民营企业参与PPP的全方位数据调查报告,关注到2016年到现在民企参与PPP项目从规模上有所下降。这个原因包括采购方式上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壁垒,配套的支持政策和认识上面,以及国有企业享有一些隐性的补贴。一共有132家地方国企进行了增资,进一步加剧了竞争当中的不平等。

我们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上一轮谈到立法,这个立法会议我也参加了,在征求意见稿里面有一个宣誓性的条款,不同所有制不得歧视。但是为了保证我们扶持民企,或者保证民企更多的参与,是否应该设置一些具体的比例,比如说民企参与多少的比例。但是甚至具体的比例也不合适,民企也要真正具备这样的竞争能力。

所以我们如何去提振信心?一是明确诚信预期,以及公平公正风险化分配合同条款、信息披露,增加政府履约成本,还能促进交易。因为信息足够披露,不管哪一个层级,都也充分准备,民企相对于央企来讲,在政府信息渠道商处于劣势,所以信息公开可以促进交易。另外,关于争议、属性的问题。我建议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包括民事解决还是行政解决,以及仲裁等。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具体的措施能够真正落实解决,所以第二层是如何真正有效提升民企参与竞争。比如说避免不合理打包和抬高预审条件。包括国务院发了一个促进民企的文件,这种显性的歧视其实不太多,但是大量的隐性的歧视还是有。包括企业之间的合作、联合体,我个人观察到大量的地方政府在导向上有权利义务分配的空间,使得大而全的社会资本比小而精的专业机构更有机会。

第三,最重要是改善项目融资环境。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国际上倡导项目融资,我们一直提项目融资向,最重要的是能够使我们金融机构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项目本身上来,而不是看我们融资的对手是谁。

主持人:我理解这也是一种理性回归,你多做一两个项目可能只是增加了业绩,但是做错一两个项目,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这也是民企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普遍的现象。如果大家普遍认为PPP风险太大,不光民企退出,国企、央企也退出的话,那PPP可能就只剩2个P了。所以社会资本这一方的诉求希望能在PPP立法中得以体现,这样才能鼓励社会资本更好地参与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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